高饶事件的背景与发展探究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事谈话时，提到“高饶事件”。他指出，反对高岗的斗争是必要的，同时也肯定中央对于高、饶问题的处理是相对宽松的，并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严重伤害，反而有意识地保护了一部分干部。总的来说，不揭露、不处理高和饶的问题都是不可行的，回顾处理的结果，也只能说是正确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一直主张在干部任用上要广纳人才，而不应仅考虑主要领导人的个人喜好，这点尤为重要。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及民主革命的阶段任务后，党将大型经济建设提上了日程。为适应新形势，党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调往北京，强化中央的统一领导。
1952年下半年，一系列重要人事变动被称为“五马进京”：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北局的习仲勋和西南局的邓小平被调入北京，均担任重要的党和国家职务。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兼任中宣部部长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而饶漱石则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在新中国初成立时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被同时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这使他在党中央中地位显赫，权力极大。
在这次调动中，除了高岗，饶漱石也占据了重要位置，其掌控的中组部至关重要。按理说，高岗和饶漱石应该对此安排感到满意，应该致力于发挥所长，回报党中央的信任，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权欲使得二人对新职位依然心存不满，尤以高岗为甚，他因身处刘少奇之下而感到不平，心生妒忌。在这种心态驱动下，高岗决心要撼动刘少奇，认为唯有打倒这位“绊脚石”，才能进一步升迁。于是，他开始技巧性地搜集刘少奇在工作中的失误，整理成材料并进行传播，夸大为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的各种错误。随着发现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与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刘少奇存在分歧，高岗对刘少奇未来的前景感到欢欣。他坚信刘将失去党中央的信任，手上的权威将不再。
他把这一时机视作打击刘少奇的好机会，甚至指使亲信撰写文章公开发表，以借此提升自己的地位，并在文中对刘提出的多项观点进行所谓的“右倾思想”批判。1953年初，毛主席感觉到政府内部有分散主义的倾向，决定加强各部门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强化中央的领导。这一系列改革措施被高岗和饶漱石误解为对周恩来总理的不信任，认为是削弱他的职权。
高岗与饶漱石因被调入中央而对未来职务的渴望激增，二人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野心。毛主席在进行一系列改革后，开始考虑将领导班子进行大幅调整，同时人事安排也亟需调整。这时，高岗和饶漱石意识到满足权力欲望的良机已来，他们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进而开始策划一系列篡权活动，特别是在1953年下半年，他们的政治意图于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暴露无遗，通过批判新税制的错误，暗指刘少奇。高岗在会议上的言辞愈发尖锐，声称若发言必将抨击刘少奇。
高岗为何如此仇恨刘少奇？在刘少奇于天津发表讲话后，他曾批评东北局处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时犯了“左”倾的错误，高岗对此不屑并采取极端的报复手段，甚至对苏联顾问散布谣言，称党内由刘少奇主导着一个“亲美派”。高岗在与刘少奇的苏联行程结束后，继续在外散布这些谣言。
